黄静泉，现居山西大同，中国作协会员，在《长城》《黄河》《雨花》《山东文学》《山西文学》等杂志发表小说、散文一百余万字，部分作品被《小说选刊》《散文选刊》选载，出版长篇小说《繁星闪耀地层》和小说集《走向远方的河》等。小说曾获赵树理文学奖、《黄河》优秀小说奖、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。

记者：您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的，那会儿是文学非常繁荣的一个时期，很多现在的大家都是在那个时代开始创作的，您能讲讲当时文坛是什么样的吗？

黄静泉：上世纪8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初期，一切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姿态，在如此欢欣鼓舞之际，很多人都想说点什么，文学创作就是一个可以说点什么的渠道。当时，文学之所以繁荣，就是因为时代令人鼓舞。这一时期的文学摆脱了“高大全”，又回归到文学本身。大家都觉得有话要说，就都说起来了，这就是文学的春天。我生活在煤矿附近，我见过煤矿人，他们的生活以及感情，都让我很有感触，所以我就想说说我对他们的了解和理解，也想让别人跟我一起了解他们，这就是我写作的最初动机。

记者：您的前期作品，行文十分自由，能谈谈这种写作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吗？

黄静泉：小时候，玩耍和听故事，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方式，可以开发人的想象力。我写作，源于我的本能和我的想象力，源于我小时候玩耍对我性情的陶冶。我成长在学生“以学为主，兼学别样，即不但学文，也要学工、学农、学军”的年代，没有读过多少书，特别是没有读过理论书籍，所以我的脑子里没有框架约束。我写作的时候，其实不懂规矩，更无规律可循，写起来就很自由，不过读书少和知识少，毕竟是先天不足，可不是什么好事情。学识对写作来讲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东西。

我的写作来源于我自己的思考，来源于我的喜怒哀乐。我曾经戏谑地说，我写小说的宗旨就是“路见不平，写个小说”。在写作的时候，我会特别注意什么人说什么样的话，绝不能让一个文盲说出知识分子的话来，那是不符合实际的，是没有真实感的。

记者：您前面说您生活在煤矿附近，想让人们了解煤矿和煤矿工人，煤矿工人有哪些故事，让您想要去书写他们的经历呢？

黄静泉：我的一个从小一起玩的小伙伴儿，外号叫郭大板。因为他长了两颗大板牙，孩子们就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外号。郭大板也是我的同学，就住在我们家的后排房。我们小时候经常在一起玩，特别喜欢玩“逮人”，我们每次跑到他们家附近时，他母亲就赶紧轰我们走，说“你们快到别处玩去，你大爷在家睡觉呢”。我那时就很奇怪，郭大板他爸怎么老在睡觉？而他母亲，又总是像卫兵一样守在门前轰赶孩子们？有时候，郭大板的父母前脚打完架，后脚他母亲还是要给丈夫“站岗”，守卫在门前，不让孩子们吵了男人的觉。后来我懂了，这个女人是在守卫着男人的生命。男人黑夜下井，白天要睡觉，睡不好觉，下了井就要犯迷糊，而黑暗的井下本来就容易犯迷糊，要再睡不够觉，就更容易犯迷糊了。在矿井下睡觉是大忌，头上掉下什么东西来，生命很可能就在睡梦中结束了。再后来，郭大板的父亲去世了，他母亲常常拄着一根棍子，一瘸一拐地走在街上。我就在想，她是不是因为过去为了给男人“站岗”站得太多了，把腿站坏了？后来我就根据我的经历和想象，创作了一个又一个小说。

我还有一个外号叫五大头的同学。他父亲也是井下工人，我经常到他们家去玩，总能看见他母亲做好饭之后站在家门边，冲着远方的山望。她是在等待丈夫回来吃饭。我认识的，做其他种类工作的人家，家里人是不用那样牵肠挂肚的，唯独井下工人家庭显得那么不同。他们从家里走了，很有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。五大头的母亲每次看见丈夫回来了，都像看见了一个从战场上归来的人。你们能理解矿工妻子的那种心情吗？女人把做好的饭菜给男人端到桌子上，用大搪瓷缸子热一壶酒，也端到了桌子上，井下寒气大，喝点热酒是驱寒的。每顿饭，煤矿上的女人都是那样伺候男人的。我就在想，我不写这样的小说，还要写什么样的小说？

记者：您眼中，煤矿工人最初是什么样子的？

黄静泉：我小时候，煤矿工人大部分是从农村招来的，他们没有文化，只知道下井挣钱，能养活老婆孩子。他们是最朴实的人，他们的奉献和伟大，其实最初就是好好工作，养家糊口，但是在这一过程中，他们对社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这是我对矿工最直接的认知。

记者：我看您作品的创作时间，中间有十几年是没怎么写作的。是那段时间没怎么写，还是写了没发表？您之后的作品，风格和之前有很大的变化。

黄静泉：起初写作，很直率，就是想抒发个人情感。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，我看到了很多跟我过去认知不一样的东西。那段时间，我思想乱了，就停止写作了十五年。我觉得吧，理不清世事的写作，肯定是瞎写。但是，这十五年间，我一直在思考着该写什么、如何写。直到十五年后，我理解了社会前进的趋势，也理解了前进中的人和事，觉得有了一点把握，就开始重新写作了。

记者：从您后期的创作来看，您非常关注普通人的生活。

黄静泉：关注普通人其实就是关注我自己，因为我就是普通人，我经历了普通人的生活。小人物最能体现大局面，这话其实很深奥，想一想就明白了，写作也就有了主心骨。

记者：我对您写的《半道印子》印象非常深刻，您能讲讲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吗？

黄静泉：我上小学的时候，下了课间操，看见学生们围着厕所看热闹，说是“狗眼”在厕所里打老婆。“狗眼”是我们那儿的一个老头，他的老婆是后娶的，“狗眼”的后老婆攒了钱，跟儿子约好，给儿子送钱，结果被“狗眼”抓住了，按在厕所里一顿打。围观的学生可真多，乌泱乌泱的就像一片湖，而孩子们的头顶上面又是灰蒙蒙的土雾。那个情景，给年少的我心里留下了阴影，我觉得人要是活成被按在厕所里打的情况，该是多么悲惨，人生如果是那样的话，又是多么可怕？后来，我把这些写进了《半道印子》里。

记者：有读者评价，您作品中的市井生活，写得特别真实，里面的人物的反应也特别真实，您是如何写出这样的真实感的？

黄静泉：我的方法就是用心观察生活，我揣摩主人公的心理状态，还要不时地问自己，假使我是那个人，经历着这样那样的事情会怎么样？我写小说，就是在寻找真实的他（她）和真实的我，寻找我们来到今天的那些真实的过程。

我要感谢那些鲜活的人物，那些鲜活的人物形象不是我创作出来的，是他们自己活出来的，他们在感动着我，提醒我，世界上有那么多活得不普通的普通人。

记者：您对下一步的创作有怎样的计划？

黄静泉：说实话，我对我的文学创作并没有纲领性的认知，也就是说我没有很认真地制定过一个什么计划或者目标，我没有那样设计过。我写作，就是在遇到与我的生命历程有纠葛的事物和人物时，我觉得要写了。这是简单直率的一种创作冲动。